全面“通关”!相约香港,不见不散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日上午主持记者会时表示,香港与内地2月6日起全面“通关”,市民可随意、随时出行。
明晰具体要求,助你往返无忧!
一、增加开放口岸不设人数限额
2月6日起香港将开放全部陆路口岸,即在现在基础上加开罗湖口岸、香园围/莲塘口岸、落马洲/皇岗口岸提供旅检服务。沙头角口岸的货运服务亦恢复。届时,所有口岸不设限制,无需预约,随意出行。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4个重开的陆路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一样,罗湖由6时30分开放至凌晨零时,皇岗、落马洲24小时开放,莲塘/香园围口岸开放时间为7时至22时,所有旅检私家车服务全面恢复,沙头角口岸恢复货运由7时开放至22时。
二、取消核酸检测要求 没有接种疫苗的海外旅客亦可前往香港
2月6日起,取消出入香港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要求。澳门来港不需要进行快测。
但对于海外及台湾地区入境香港的快测要求,李家超表示,由于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会有更多人员往来,为减低风险,海外及台湾地区入境人士的快测要求会维持一段时间,观察后再作检视,但是会取消由海外入境非香港居民的疫苗接种要求,即未接种疫苗的海外人士也可入境香港。
三、分阶段恢复跨境学生面授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月8日起将有序恢复跨境学生面授课堂,会分两阶段实施,即2月8日中学先恢复,2月22日再扩至小学、幼儿园和特殊学校。他指出,分阶段是基于不同年龄学生的自理能力、跨境的需要,香港教育局会继续与相关部门、学界、校巴联系并提供支援。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特区政府会为跨境学生提供便利过关服务,教育局会经学校通知家长各出入口岸管制站清关安排及交通配套,各部门会尽快处理校巴服务申请。另外,为让跨境学生尽快适应面授课堂,特区政府已设立“校园复常好精神”专页,为学校及家长提供锦囊、资源包及短片等。
“通关”让香港“活起来”
2023年1月8日起,香港与内地实施首阶段“通关”。翻查香港入境事务处公布的1月8日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当日共有46098人入境香港,比“通关”前一日增加了近三成。当日由香港出境的则有62409人,比“通关”前一日增长了1.4倍。
当时为减低交叉感染风险,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须持有出行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截至今日,该措施实施已近一个月,适逢春节返程和学生开学,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人员有所增加。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仅自今年1月21日除夕至25日初四的5天新春假期期间,就有共41.7865万人次旅客来港,离港则有54.2610万人次,反映香港正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
李家超亦在2日出席香港大型宣传活动“你好,香港!”启动礼时表示,自香港与内地在今年1月8日恢复首阶段“通关”后,香港商业、零售、餐饮已动起来,下周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后,会广泛提振人文交流,全方位向世界以及内地推广香港,相信2023年的香港更繁盛、更精彩,市面更活跃。
香港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向来被认为是‘购物天堂’,除了香港本地市民消费,外来旅客消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解释指,香港零售业三分之一要依靠来港旅客消费,“疫情前,一年差不多有6500万人次的入境旅客,当中有近八成是内地旅客。”疫情之下,内地旅客访港的数量几乎“清零”。
在邵家辉看来,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的安排对于疫情三年里生存情况非常艰难的香港零售业而言,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业界非常欢迎,相信随着来港游客的不断增加能带动整个零售行业,很多商铺都开始有计划地增聘人手,补充货源。尖沙咀一带人流明显增加,已经能见到不少内地旅客购物。”邵家辉对今年香港零售业表现非常乐观,相信不久之后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的情况。
“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告诉记者,农历新年期间,内地访港人数未出现明显的“V”字反弹,“今次取消核酸检测可以说是真正打开‘复苏旅游业之门’。相信全面‘通关’后旅游业界整体气氛会有所好转,短途消费旅客量会首先出现增长,下一步主要是推进放宽内地旅行团的签注。”
姚柏良表示,香港旅游业仍然处于复苏的起步阶段,重新吸引旅客到香港,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让大家看到香港的优势,香港不只是‘美食之都’和‘购物天堂’,香港的历史文化和新基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姚柏良表示,香港下一步要“多宣传”“多包装”“多推广”,做好深度游路线。
“希望今年游客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五至六成。”姚柏良指出,现在业界在人手和资金上都有压力,“春节后是传统旅游淡季,现时放宽不会出现旅客量猛增的情况,香港承载能力可以应付。但随着旅客不断增加,例如航空、酒店和旅行社等都需要增加人手,希望特区政府深入了解业界情况,提供一些适切的政策支援,协助业界尽快恢复活力。”
文字记者:戴小橦
摄影记者:李志华 陈永诺
视频记者:范思忆 梁源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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